匈牙利巨变：记者继续当喉舌是羞耻的
盘踞匈牙利16年的欧尔班，终于被人民用选票赶走了。
在执政的16年间，欧尔班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，其中最让人反感的大概是系统性地瓦解了匈牙利媒体的独立性，把媒体变成了他的喉舌。
十年前，匈牙利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名第40位，而到去年已跌至第85位，它也成为欧盟成员国中第一个从“自由”降级为“部分自由”的国家。
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伤害，可以是无限的。
在4月份的匈牙利选举中击败欧尔班的马札尔表示，他的政府将暂停国家媒体广播，通过新的媒体法，并在其内阁执政后确保新闻自由。
欧尔班如何控制媒体
过去十几年，匈牙利的变化，不是突然断裂的，而是一步步完成的：媒体没有被关停，却被改造；记者没有被大规模逮捕，却被重新定义了角色；新闻没有消失，却越来越不像新闻。
欧尔班并没有采用传统威权那种粗暴的方式——封杀、抓人、关报社——他采用的是一种更“现代”的路径：通过资本、政策与制度，把媒体纳入一个可控的体系。
这套体系的起点，是对媒体所有权的重塑。政府将大量公共资源、合同与利益输送给亲信企业，这些企业再去收购媒体。媒体表面上还是市场主体，但其背后的资本结构已经发生变化。
最多时，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结盟的力量控制了匈牙利高达80%的私营媒体市场。到了2018年，476家媒体被整合进一个名为中欧新闻媒体基金会的庞大体系，这个体系对外呈现为“多元”，对内却高度统一。
不同报纸、不同电视台，可以在同一天刊发几乎一字不差的政治内容，这已经不是媒体，而是信息生产线。
在现代传媒环境里，广告就是命脉，而匈牙利政府恰恰控制了最大的广告来源——国家广告。通过精确分配广告预算，政府让亲政府媒体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，而独立媒体则被逐渐“饿死”。你当然可以继续批评政府，但代价是无法维持运营。
与此同时，法律与监管体系也被重新设计。新的媒体法赋予监管机构极大的权力，这些机构的成员又由执政党任命。它们可以以“报道不平衡”、“内容不当”等模糊理由对媒体处以巨额罚款，甚至吊销执照。
更进一步，政府还试图通过所谓“公共生活透明度法案”，将调查记者、非政府组织等贴上“受外国影响”的标签，使其接受额外审查。
媒体成为欧尔班的喉舌
当所有权、资金与制度都被重构之后，媒体内容的变化几乎是必然的。匈牙利的问题，不仅是媒体“偏向政府”，而是大量媒体开始主动生产符合权力需要的信息，甚至不惜违背事实。
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对反对派的系统性抹黑。有媒体重新刊登政治人物家属多年前的裸照，并配以极具侮辱性的问卷；还有媒体编造反对派人物奢靡生活的细节，试图在道德层面摧毁其形象。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新闻的范畴，更接近政治打击工具。
其次，是语言本身被统一。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规定媒体使用的词汇，比如将非政府组织称为“外国资助组织”。这种语言控制的意义在于，它不仅影响报道方式，更影响公众的认知框架。
再进一步，是制造“敌人”。在移民问题上，媒体不断强化恐惧叙事，把移民描绘为威胁文化、安全甚至生命的存在；在俄乌冲突中，则通过叙事调整，把风险归因于外部力量或国内反对派，而淡化其他因素。
最典型的例子，是疫情期间的虚假报道。亲政府媒体发布了数百篇文章，指控反对派推动反疫苗政策，而这些说法后来被法院认定为不实。即便如此，这些内容依然在传播。
匈牙利迎来春天？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记者的处境变得异常复杂。很多人习惯把问题归结为“记者不专业”或“媒体堕落”，但更现实的情况是，记者所处的结构决定了他们的选择空间。
独立媒体失去广告、面临关闭；批评政府的记者被限制采访、被排除在信息来源之外；部分记者甚至受到监控和骚扰。当获取信息变得困难，当职业安全受到威胁，坚持独立报道就不再只是职业选择，而是风险行为。
于是，一种“驯化”逐渐发生。记者不一定需要被命令，他们会自我调整。什么可以写，什么不该碰，什么话要用什么方式说，这些规则慢慢内化。到最后，很多内容并不需要直接审查，就已经在生产过程中被过滤掉了。
但即便如此，匈牙利并没有完全失去独立声音。一些媒体仍然在坚持调查报道，通过众筹或基金会支持维持运营。
更重要的是，普通民众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，抗议国家媒体沦为宣传机器，要求获得真实的信息。
2024年，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布达佩斯，挥舞红、白、绿三色国旗和写著“独立公共媒体”和“不左，不右，只有匈牙利人！”的布条，要求政府结束他们所谓的政府“宣传机器”，呼吁建立独立的公共服务媒体。
当时领导这场抗议的正是马扎尔，他在集会上高呼：“我们已经受够了恶意、谎言和宣传，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，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。如今我们匈牙利的公共服务媒体是全球丑闻，我们受够了。”
现在，他将就任匈牙利总理。希望他能兑现承诺：“每一位匈牙利人都值得有一家播出真相的公共服务媒体”。
而每一个记者，都不愿意当政治喉舌，他们也都值得一个能自由报道的环境。